严东耀

赵大棒40岁的时候，还是一个关起门来不会饿死小板凳的光棍汉，左邻右舍的邻居们也曾给他介绍过几个，有两个新娘子都入了洞房，可三天没过，两个媳妇都哭着鼻子走了。于是有人就风言风语的说了，“不会拉屎难守住茅坑。”究竟是驴不走，还是磨不转，谁也说不清楚。大棒一气之下，来到了县城，通过一个远房的亲戚，在县教育局找了一个勤杂工的差事，月薪是15元。——这是25年前的事了。那时大学生毕业转正定级也才45元。

说是勤杂工，其实就是做一些烧水、送水、扫地、掏厕所之类的事儿。大棒是个勤快人，不仅是上述的事儿，教育局里凡是出力流汗的事儿他都统统揽下，不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谁家的下水道不通，谁家的煤球烧完了，他都随叫随到。大棒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来不收工钱，有人硬塞给他三块五快的，他就跟人家红脸。“怎么，瞧不起我大棒是吧，我们农村人光知道鸡蛋能卖钱，没听说过力气也能换钱花”，或者说：“我是你们教育局花钱雇来的，你们是教育局的公家人，给你们做活是我的本分，做点事就收钱，那是多吃多占，多吃多占，舌头上可要生疮的。过去毛主席不是对我们说要斗什么私，批什么修吗。”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教育局的东南角有一块废弃地，说是留着盖教研室中心大楼的，可一直没盖成，县政府不批钱，教育局本身又没有那能力，所以一直闲着，如今成了附近居民倒垃圾的地方。一到夏天，臭气熏天，蚊虫乱飞。局领导派人看过一段时间，但不起作用，看的人前脚走后脚又倒上了。局里里张秘书一生气，写了一个牌子插在那里，“在此倒垃圾着是猪。”还是不起作用，因为这个地方的垃圾问题，教育局被县政府多次点名批评。

忽然有一天，上班的人们发现这个地方变了样，一畦畦菠菜青青的，一趟趟辣椒红红的，一条条黄瓜长长的挂满支架，周边还扎上了竹篱笆，再也没有了过去垃圾遍地的景象。

原来赵大棒看到局里领导都头痛这个问题，决心改造它。他用了10天带月的晚上清运垃圾，又用了二个星期天整理土地。在播种的前一天晚上，他用纸糊的喇叭筒，对着居民区喊话：“老少爷们，大嫂大姐们注意了，我要在这里种菜了，你们是城里人，不能做迎风拉屎臭自己的事情，等菜长起来了，你们来拔菜吃，我赵大帮棒没有意见，你们要是来倒垃圾我意见大。真要有来到垃圾的，我赵大棒，光棍一条，谁也不怕。我赵大棒今天算是情到了，礼也到了，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大红不要，要闷青的。”你别说，他这一套有软有硬的话，还真的管用，从此还真的没有人在这里倒垃圾了。为此，教育局第二年受到县里爱委会的表扬。县广播站的记者还写了一篇报道，题目是《领导重视搬走垃圾山，职工努力旧貌换新颜》，惟独没有提到赵大棒的名字。

小菜园四季常新，春有葱韭解蒜，冬有白菜萝卜。有人叫赵大棒将吃不完的菜弄到市上去卖，换点油盐钱，他一口拒绝，“用公家的地种菜，卖的钱装自己的腰包，我老赵不是那样的人”。他将菜一把一把的捆好，少的时候一个办公室送一把，多的时候，他挑到大门口，等人下班路过这里，一人送一把。

一天，教研室的张教研员来到小菜园，附在赵大棒耳朵边叽叽咕咕几句，也不知说些啥。过了几天，一位农村妇女来找大棒，后面还跟着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子。直到放鞭炮那天，人们才知道，那女的是张教研员的表妹，男人三年前给人家垒墙时被砸死了。

有了女人和孩子，大棒更勤快了。除了在教育局做杂事，他又揽了一份县城环城河护绿的活计，一年150元钱。改革开放初期，大棒在教育局旁边租了一间门面房，他让女人开了一家文具店，生意还不错。两年后，大棒转正了，据说还闹出一场风波。

当时，县人事局给教育局一个勤杂工转正的的名额，王副局长推荐他的刚到局里上班的小舅子，冯副局长提名他的刚刚初中毕业的娘家侄儿，一把手李局长不好办了，两个副手谁也不能得罪，他干脆来个民意公投。结果是王冯相争，大棒得利，让大棒白检了一个便宜。职工们将两个候选人的名字上都打了叉，写上了赵大棒的名字。李局长想，这样也好，免得今后两个副局长闹矛盾，再说了赵大棒毕竟在这里工作10多年了，是要有个交代。于是上报人事局，人事局也就批了。

25年过去了，赵大棒早已退休，老伴20年前就死了，他含辛茹苦的将儿子抚养大，15年前养子大学毕业，如今已是这个县教育局的局长，对大棒比亲爹还要孝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