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营
    娘今年已经75岁，一直在我家生活。提起过去，她谈的最多的是1958年骆马湖移民的心酸，而她重复最多的话是——那几年遭了大罪，眼泪足足流有一斗多。娘讲起颠沛流离的艰难，忍饥挨饿的折磨，每每以手拭泪，仿佛搬迁的苦汁早已汪满记忆的闸口。
    窗外的阳光洒下来，灿烂而温馨，2012年的日历也将撕完最后几页。母亲口述的一些细节，渐渐连缀成迁移的线索，其中闪动着十几万人仓促搬迁的狼狈身影，混杂着扶老携幼的哭喊声和木轱辘车的吱呀声。他们的身后，是永远无法返回的汤汤泽国。
                         逃离家园
    娘记得很清楚，搬家那天是农历6月10日，我查了，是阳历7月26。
    那时我们家住在刘场，位于现在戴场岛的西南二里远，可以说是骆马湖的湖心地段。洪水从前一天下午开始吞没农田，到6月10日早上8点左右，水已漫上刘场老宅。整个刘场的百姓都十分恐慌，因为之前虽然年年发洪水，从来没有漫上宅子的，水势这样凶猛，百姓才意识到严重。之前，队里组织把收获的麦子全部卖掉，很多人家也把剩下的余粮送出湖底。队长已通知百姓做好搬迁工作，可百姓住在湖底，人畜兴旺，粮食高产，谁愿意离开这金窝银窝呀。别的不说，仅一季小麦，除交给公家外，每家还能剩2000多斤，在那个缺粮的年代，已是小康水平了。6月9日晚，生产队来条大船，要求各家把床、缸、粮食等装船，可大家坚信撤离是暂时的，所以每家只把日用木独轮车搬上船，其他都留下不动。爹爹还把草堆用泥砌上，以便回来后烧火做饭。
    上午9点多，洪水冲进院子里，鱼群在磨盘周围游动。大人小孩都冲出草屋，跑到高一点的地方躲水。娘把六个月大的大哥抱在怀里，只拿出一个装着换洗衣服的包袱，奶奶刚把早饭做好，馒头蒸好，水就漫上锅台，奶奶连一个热馒头都没来得及拿。正在大家泡在水里焦急万分的当口，队长终于调来一条大船，全刘场二百多人慌忙上了船，有的衣服全湿透，有的被水呛得憋气……前后只有半个小时，洪水就没到屋顶，能留条命已是幸运。除了一点随身的包裹，重东西一律不准拿，救人要紧。船中哭声一片，每家的生活用品几乎丧失殆尽，床、被、磨、缸、柜、锅等全都泡在水里，猪羊鸡鸭被大浪席卷而去。
    浑浊的水浪在船的周围翻滚，阳光炽热，周围一片闷燥。中午时分，船在洋河滩停住，大人小孩上了岸。搬到哪里，没有人知道，刘场百姓像其他湖底人一样只能茫然地等着安排。当时洋河滩一片混乱，足足有一万多人聚在水边，大家还没从惊慌中反过神来，家园就消失了，记忆都沉没在水底。大人孩子“哭声直上干云霄”，整个滩头犹如丧事的场面。母亲亲眼看到一个年轻的孕妇，刚下船孩子就临盆降生，没办法只好在水边地上生孩子，男人妇女面向外围成一圈，帮那产妇遮挡视线。对于那些逃离的人们来说，只能如此！
                         牛棚四十天
    从金窝银窝被撵到牛窝是什么滋味，只有经历的人才能知道。
    下午3点多，生产队通知住户分散到几处，我家和其他14家被安排到小墩吴牛棚。全场统一吃饭，所有人就地等待，县里来人检查。5点多，有人将两桶稀饭挑过来，刚到人群里，挑桶人脚下一拌，一只木桶的稀饭泼了两碗在地上，孙姓男子饿急了，赶紧趴在地上吮稀饭，队长赶上前，打他两个嘴巴，喝道：“不准喝，丢了骆马湖人的脸！”最后，每人只分到一碗稀饭，也是一天中吃到的唯一一次饭。
    小墩吴牛棚不大，平时拴着十几头牛，还有一个大牛槽。十五家七八十口人赶到牛棚，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夏天热，牛棚里牛屎味逼人，连牛棚外都能闻到，蚊子苍蝇乱飞，不停地叮人，没办法，很多人又回到牛棚外的空地上找地方蹲。那时家家都有吃奶小孩，小孩子一哭，大人急的团团转，但又没有一点办法，有时想喂孩子点饭，还要到村子里借个碗、水什么的。牛棚内外一整夜也不得安，一会儿孩子哭，一会儿老人怨，一会儿是叹气声，全场几乎所有人一夜都没有办法睡觉。
    第二天，情况更糟，早饭没法做，天上又下起大雨。生产队不再过问，只是让等消息，没人知道要等到何时。几十口人挤在牛棚里，外面下大雨，牛棚里下小雨，半天下来，牛棚里都是水，很多人又都跑出牛棚。很多妇女头上顶着一个大褂子，怀里抱着孩子，在雨里呆坐，没有别的办法。家家到附近村上央求一些锅碗什么的，凑合着熬点稀饭。没有被单，没有席子，没有换洗的尿布，更不要说洗脸、洗澡，真正成了一群无人管理的牛。到了第三天，家家的男人都外出到亲戚家借米、借油、借粮以及其他生活用品，那时生活困难，很多时候也是爱莫能助。大家自己动手，搭个厕所，支个锅架，或靠草垛顶个斜棚子，先把孩子安顿下来。
    雨夜熬人，夏阳炙人，一周下来，很多人的胳膊腿和脸上都起皮。两周下来，很多人脸上身上呈现紫色。三周下来，很多人的脸上显出死人皮的颜色，个个像是野人。孩子病恹恹，眼眶凹陷，头发散乱，怪模怪样的。到了第四周，很多人饿的直不起腰，有的人家已经断炊，全靠央求点稀饭度日。没办法，很多人家有出去寻粮，或到生产队领救济。我家当时一麻袋的麦子也已吃完，面临断炊的局面。娘就抱着大哥去外婆家住一阵，外婆看到娘又黑又瘦，二十一岁的人，像是四十岁，娘儿俩不由得抱头痛哭一场。
                         寄人篱下
    走出浊臭逼人的牛棚，犹如从牲口群中被解放了一样，大家的心情开始如秋天一样晴朗。生产队通知，全刘场的人一律搬到曹集公社。家家忙着把用品物什绑到木独轮车上，抱着对家的向往，兴致勃勃地出发了。男人们推着小木车，喊着号子，一路上都是木轮车吱吱的响声。妇人和老人带着孩子，步行紧随其后。下午三点到目的地，可惜还是没有现成的地方，各家最终被安排住进附近的百姓家中。
    我家当时住在王圩生产队刘婶家的西屋里，和牛棚相比，已算是安乐窝了。可东西奇缺，只得和刘婶家商量，像鏊子、磨等可以共用，日常生活的小零碎就只能用米或麦子换，如火柴、碗之类。只是缺油，点灯的油，食用的油都是稀缺，晚上烙煎饼，只能用手在黑里摸着做。晚上，一家人只能在黑夜里呆坐，像半个僧人一样。爹爹和父亲有时帮着主人家做事，求个和睦相处。虽然分散住下，但生产队还要集中做事。最主要的事是把生产队集中在洋河滩的麦草运到曹集，单趟三十多里，只能靠肩挑。连续一两个月，每家的劳力都要参与运麦草，运一趟算一个工分，没运的连口粮都没有。每人带着扁担、布兜和绳子，每次都要挑上八九十斤的重量。那时娘也参与挑草，每天一趟，体力消耗很大，有时还要带上大哥，更是艰难。
    麦草没挑完，生产队又动员劳力去扒河。中秋节前后，我家一家五口，包括一岁多的大哥，都到工地上，住河沟边的草棚。这一干，就是四个月，直到腊月十六才回到刘婶家。那时扒河任务重，生产队逼得紧，号子喊的震天响，有的人累的吐血也不能停。从早晨蒙蒙亮，到晚上黑漆漆，都在不停运土、抬土、挖土。饭不够，每人只能吃个半饱。娘每次舍不得吃，还要端点饭到草棚先给大哥吃，自己就更饿了。娘一走，大哥就哭，眼泪都哭干了。那时是隆冬，河沟上冷的要命，有零下十几度，又没有御寒的棉衣，更不要说厚一点的被子。有时只能抱着孩子相互取暖，日子的清贫、寒冷可想而知。
                         草棚三年
    腊月十六从工地回来，生产队通知各家到新的暂住地建草棚，麦草自家到洋河滩挑。暂住地在曹集公社罗墩生产队旁边的荒地里，每家划一小块，瓜棚一般大小，一般可住二三个人。各家又在隆冬里忙活了一周左右，总算有了家。
    我家当时住一个草棚，夜晚只能轮换休息。更严重的是余粮已吃完，全靠生产队发放。过了旧历年，又迎来了漫长的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各地受灾，自顾不暇，谁会顾及无家可归的移民呢。这种大背景下，骆马湖移民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家家只能领七八斤粮食，上顿顾不了下顿，有时只能拿烂菜叶充饥。59年、60年，我家连续喝了两年稀饭。没有家，没有地，没有牲口鸡鸭，几乎断绝一切求生的条件，全家像是漂泊在冷寂的冰川上。情急之中，爹爹偷偷在人家地边撒些胡萝卜种，饿急了，就蹲在地边扒点胡萝卜吃，或揣在怀里带给家人吃。那时，这种行为是要挨批斗的，因为公家不准种十边地。
    59年夏天，队址终于定下，是一块田地，可谓一无所有。按照生产队的分工，妇女老人去洋河滩挑麦草、备木料，男劳力利用农闲时开始盖房子，孩子们也帮着扎芦把、抱麦草、端泥水。这样断断续续盖了两年，直到61年夏天才完工。草房不高，房子的正门才一米四，每家三小间房子，一间偏屋。那年秋天，家家住进新盖的草房，才算真正安定下来。
    这以后，虽家家有薄田几亩，但哪能和骆马湖底的沃田相比，移民们想念骆马湖的家园，就像流离失所的孤儿对伟大慈母的怀想。那些当年做出“大跃进”移民决策的人，那些给骆马湖移民带来伤痛的人，那些对移民损失漠然冷视的人，他们可否有一颗该受谴责的难安的心灵？骆马湖移民用血泪铸成的地岩层，时日愈多，愈成琥珀似的，在家族和“旱改水”的土地上豪光万丈！
    最后，让我引用一个老移民不成韵律的诗句，概括移民们的不幸遭遇。
                  离开骆马湖，
                  苦日在后头。
                  草棚算有福，
                  四年始安定。
                  薄田十亩粮，
                  难抵湖一亩。
                  补助无一厘，
                  家园只有泪。

                                        2012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