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迁  张镭
    现在，借我目下并不很好的心情，我想，我该写一写中国的教育了。这样的文字，倘使心情好，是写不出的。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些文字是适宜在好心情下写的，而有些文字则适宜在坏的心情下去完成。教育，似乎就属于这后者的文字。
    上个周末，教育局的一位局长请客，席间自然少不掉教育的话题。  

   大家都有一大堆的埋怨，却较少有人告诉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他们非要听听我的意见。我就对他们说，如果我现在能养一个孩子，我绝不会把他（她）送入学校，接受“批量生产”式的学校教育。我会让他（她）在家上学，我自己教他（她）认字，写字，读书，然后根据他（她）的爱好、性格等诸多个性化特点，安排他（她）到农村去待几年，到工厂里待几年，然后，再安排他（她）外出旅游，即使不能周游列国，至少也要周游几个或十几个国家。再然后，他（她）也就大了，他（她）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做工，做农，做技术，做学问，总之，做他想做又做得了的事。
    这样的一种想法竟博得了他们的共鸣，这倒颇出乎我的预料。教育局长说，我的这种思想国外早就流行了，叫作“在家上学”。
    我说，国外的情况我了解不多，但我的这种思想显然与他们无关，至少在十几年之前，这样的想法便在我头脑里成型了。
    最近几年间，我对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失去了信心。而这样的一篇文字早在去年九月就该完成，显然，与我有过多的话想说，又感觉一下子说不完，最后导致一拖再拖。拖到现在也有好处，这个好处就是我最近读到了叶圣陶于上个世纪40年代写的一篇文字，题目叫作《有志青年何必一定要高攀学府的门墙》。读到这篇文字，真有相见恨晚之感，也更加地敬佩叶老的思想与眼光了。
    对于青年的升学与就业两个问题，我总觉得无话可说，因为我常以为有志的青年大可不必进学校。现在的学校虽然名为新式教育，实质上与前清的教育初无二致，在精神上是始终一贯的。从前的教育要人读五经，要读通儒家的书本，以便代“圣人说话”，而现在则名目改变，形式改变，性质与目的却完全一样，同样的不管读的人是否受用，不管所授的知识是否合乎实用。这种学校培植出来的青年又有什么用呢？刚才杨卫玉先生说企业家已经不要学校的毕业生做助手了，那么读了书除了当统治者的帮手外，又能做些什么呢？再看如今的教师教授们，真能给学生以理想，真能培养学生终身受用的知能的有多少？我不是说没有好教师，只是说在现在的学校制度教育制度之下，即使你是有理想有天良的教师，除了讲解钦定书本之外，又能做些什么？那么，有志的青年，有为的青年，不想做帮闲客帮凶者的青年，又何必去进这种学校呢？
    我这种意见也许太不得体了，《文汇报》要我来谈升学指导，我却反对进学校。可是事实明明如此，我不能昧着良心，为了粉饰太平说谎。我的一个孩子在高中读了一年，他自己觉得在学校读书实在没有意思，不想读了，他举出的几点理由都很充足，家庭会议就通过了他的要求。现在他在书店编辑部里做一点类乎“打杂”的事，他倒觉得蛮有兴趣，并且自以为学得了很多东西，比十年窗下学得的还多些，而且实用些。我亲自经历的事实如此，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在这里我不禁想起了陶行知先生，他主张“做、学、教”的教育。在做的时候学，在做的时候教，唯有这样的教育，对青年，对国家社会，才会有益处，否则还是在家里做做柔软操，锻炼身体的好。陶行知先生生前积极筹办的社会大学，也能够解决我所说的问题，有志的青年不必进正统的学校，要读有用的书，求有用的知识，就该进社会大学，这是个自由的天地。可惜陶行知先生死了，青年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与陶先生一起奋斗的教育战士的人身上了。
    我心目中的升学问题就是如此。…………（此处略去180个字）
    从叶老那时起到现在，过去快70年了，但这篇文字依然有着很强烈的现实意义，甚至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果要做到让一切有志的青年，有为的青年不进入学府的门墙，那首先要解决这些青年的父母的思想。不解决这些青年的父母的思想，就不要指望这些青年敢于这么做。而像叶圣陶这样的父亲，中国只有他一个。大多数父母都把培养孩子的重任交由学校，交由老师，这是错到极致的选择。许多孩子是有天赋的，是有创造性思维的，可进入学校之后，他们的天赋渐渐消失，他们的创造性思维一点点被剥蚀、被清除，当他们终于按照父母的意愿、学校和老师的意愿考取大学、走向社会之后，包括这些青年学子的父母也会下意识地发现自己那个有天赋的孩子、有创造性思维的孩子，怎么就像工厂里“批量生产”出来的商品一样，既无天赋、也无创造性思维了呢？接下来，他们的父母依然不放过他们，为他们找工作、找对象、买房子，总之，一个好端端的孩子，学业毁在了学校，前途毁在了父母。但父母却坚持认为：这就是爱！
    实话说，中国的父母要学叶圣陶。而中国的教育界坚决不需要带级别的官员校长、教授，我们需要的是教育家，需要的是像陶行知、蔡元培那样的教育家。中国的教育，问题的症结出在我们的教育只知道照本宣科，让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一切为了考试，考试决定一切。我们忽视了学生的素质教育，我们不清楚素质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怎样的影响！我们也忽视了青年学生的技能培训，以致于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却因没有真正技能而面临就业的艰难。
    叶老不希望一切有志的青年，有为的青年进入学府的门墙，是他对中国的教育体制太熟谙、太了解了，他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家嘛！他的孩子不想继续在学校混下去，而是自己找了一份他热爱的工作，且做得很愉快，又深感能学习到在学校所学不到的知识、技能。叶老不仅不怪责，而且为孩子感到高兴。他自己教学的体验，还有他这个孩子的体验都在告诉他，学校的教育对青年学子的危害太可怕了，再也不能把孩子送进学校去了。
    说来奇怪，类似于叶老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思想，我从别处不曾读到过，甚至也没有听说过。如果叶老那时便有这般强烈、真诚的思想，那么，时至今日中国教育的境况又怎么样了呢？不幸得很，不仅没有改进，反而更糟。既然如此，那为何就没有哪一个教育家、作家、思想家像叶老这样站出来对大家说，我们不要进学府的门墙了呢？是于今的教育家、作家、思想家们没有这种勇气，还是他们压根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意识？抑或，我们压根就没有教育家、作家、思想家？
    教育有没有希望，的确需要好的教育家。但仅有几个好的教育家，显然也无法支撑起教育的未来与希望。真正的希望还在于要有一个好的、合理的教育体制！现行的教育体制无法培养优秀人才，有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相信也是冲着这个体制来的。
    钱学森之问很是热闹了一阵子，仍不过是烟消云散、不了了之。这也是我对教育忧心却又深感无力的所在。尽管如此，我仍然想像叶圣陶先生一般，向一切有志的青年，有为的青年，向一切不甘于被学校毁掉的有志的青年，有为的青年发出呼唤：不要进那可恶的学堂，不要接受那可恶的教育。我还要向一切有体认有觉醒、开明的父母们发出呼唤：不要把你们可爱、优秀的孩子送入学校，我们不能毁了他（或她）们，如果我们真爱他（她）们的话。
    事实上，中国的父母对于他们孩子的爱，全世界的人都不怀疑。但可惜的是，有大半以上的父母都是在溺爱。
尊重孩子的意愿，听从他们的抉择，像叶圣陶先生那样，可能更接近于爱的本质。
    一定有人要说，不上学又能怎么办呢？在家上学我们没那个能力啊！说的也是。对于这样的父母，你也只有把孩子送入学校了。
但是，有许多的父母却是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在家上学的。
    让我们来看一篇去年9月5日《中国青年报》李新玲采写的一篇文章——《他们为什么选择“在家上学”》。
    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办的“在家上学”研讨会，前不久在云南大理举办。
    当下，许多中国家长尤其是城市中的家长对中小学教育有诸多不满。于是，有些家长用行动表达不满：让孩子在家上学或者进入私人办的私塾、学堂。
    苍山学堂的创办者陈阵今年初“逃离北京”，他诗意地写出了自己的想法：“为了追寻梦想的生活；为了远离都市，回归自然，有诗意的栖居；为了让孩子逃离永无止境的作业、愚蠢的考试和绝望的体制，我们逃离北京，来到大理。”
    陈阵只打算收15个学生，包括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在这里完成大学之前的基础教育。
    陈阵们的理想是办一所中国的“夏山学校”。夏山学校创办于1921年，作为因材施教的典范而被誉为“最富人性化的快乐学校”。创办者英国教育家尼尔认为：“要让学校适应学生，而不是让学生适应学校。”日本作家黑柳彻子所著《窗边的小豆豆》中的巴学园，就是以夏山学校为榜样创作的。
    “我们可以给学生们提供最自然的环境，让他们在不打扰别人的原则下，在上大学之前学他们想学的，做他们想做的。”陈阵在向这目标努力。在今年暑假的入学体验班里，每天到山上采蘑菇成了学生的必修课。
在国际上，“在家上学”有一个通用英文词“homeschooling”，是美国19世纪末开始萌芽的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并于20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当时，社会上一些拥有较好经济实力和较高文化素质的中产阶级家庭，由于认清了学校教育的程序化、机械化等弊端，同时出于宗教、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不愿再将孩子送入学校，从而选择了自己在家教育孩子的方式。他们自己带领孩子学习，更加关注孩子的个性、天赋和兴趣，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当的教育方法和学习重点。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美国大多数州，“在家上学”被认为是一件违法的事情，一直受到公共管理机构的“围剿”。很多家长为了实施在家上学方案，唯一的办法就是东躲西藏。经过多方努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各州陆续出台相关法律，确认在家上学的合法地位，并出台相应支撑体系。1993年秋季，“在家上学”最终在美国50个州实现合法化。“在家上学”的孩子虽然拿不到正规学校的文凭，但可以凭借全美大学入学考试SAT（相当于中国的高考）的成绩获得大多数高等学校的承认。
    1985年，美国仅有5万名在家上学儿童；到1992年，则有30万名在家上学儿童；2004年有多达120万名美国儿童在家里接受教育。现今“在家上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及其实践已经作为一种教育自由选择运动被推广到许多国家和地区，如加拿大、英国、泰国以及我国台湾及香港地区。
陈阵们的理想，陈阵们的尝试，无疑开创了中国家庭教育理念的先河。陶行知先生生前积极筹办的社会大学，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多大出入的话，应该与陈阵们所创办的学校大致上是相同的吧。如果有其不同点，就应该是社会大学可以从小学读到大学，而陈阵们所办的学校则只到高中，这分明是还希望这些孩子去读大学，接受大学教育。而这就是陈阵们的不对了。可知道，这样一来可能会让你们的努力前功尽弃，更有一点儿水浒的英雄们最后被招安的感觉。
    我坚持在家上学的理念，坚决地不要他（她）上大学。也就是说，既然在家上学，就上到底，上到他（她）可以工作的年龄。我的理想还停留在理论上，陈阵们则行动了起来。只是陈阵们别把自己的行动弄得不伦不类、半途而废。陈阵们如果能把在家上学的理念坚持到底，若干年之后不妨把他们培养的孩子与学校培养的孩子拿出来比并比并，看看哪种教育更好，更适合孩子们成长。
    既然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既然是向传统的、固有的、僵化的教育体制挑战，陈阵们当明白，当记取，千万不要让孩子们参加高考。
实际上，我对在家上学的理解还有一点很大的不同。我并不主张让许多孩子在一起读书，我更不主张把这种新式教育办成上规模的学校，即使他们的教育理念是全新的，我也不认同。我认同的是，既然在家上学，那就只在自己的家里上学。学生就是自己的孩子，父母便是孩子的老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在家上学。
    在大多数父母们看来，孩子上大学，上一所好大学，便是孩子成才的标志。即使这孩子将来并不能做出什么伟大的事业来，我们也死死地这么认为。那么，果真是这个样子吗？让我们还是先来看这样两份名单，再说吧。
    第一份名单上的名字是：付以渐，王式丹，毕沅，林稃堂，干云锦，刘子壮，陈沅，刘福姚，刘春霖。
    第二份名单上的名字是：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袁世凯。
    有人将这两份名单分别拿给10个人看，问他们对这些人是否熟悉。结果，10人中对第一份名单上的人说一个都不认识的有7人，只有3人说认得一个，刘春霖。而10人中，对第二份名单上的人竟然都认识。
第一份名单上的9人，全都是清朝的科举状元，而第二份名单上的9人，则全都是清朝的落第秀才。
    说明什么呢？我个人认为，说明的是，对有些人而言，即使考上状元，又能怎么样？而落了第的秀才却做出了状元们都做不了的事。今天，我们有许多孩子被我们的教育机构培养成了只会考试的“机器”。这些孩子将来走向社会还做“机器”吗？忽地也就明白，我们的尖端科技上不去、我们的人文领域大师不再，原因难道竟在于我们有的只是“机器”人，而没有制造机器的人？
    如若真是如此，那该是我们这个民族多么可怕的灾难和悲哀啊！
实际上，在这份名单之外，还有一个最令我心仪、也最令我向往、感动、佩服的人，他叫徐霞客。
    出生于江苏江阴的徐霞客，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徐有勉一生不愿为官，也不愿同权势交往，只喜欢游历山水。徐霞客自小爱读书，读家里的藏书，15岁那年应过一回童子试，没考取，自此便不愿去学堂。父亲见儿子无意功名，也不勉强，但鼓励他博览群书，做个学问人。19岁那年，父亲去世了，他想外出寻访名山大川，但“父母在，不远游”，怎么办呢？徐霞客的母亲知道儿子的心思，鼓励儿子男子汉志在四方，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徐霞客深为感动。临行前，他头戴母亲为他做的远游冠，肩挑简单行李，离开了家乡，离开了母亲，独自上路远游去了。从这一年开始，直到他56岁离世，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都在旅行中。
    他把自己的考察收获记录下来，竟达240多万字，可惜大多失散了。留下来的《徐霞客游记》，依然有40余万字。这40余万字是科学与文学溶合于一体的一部“奇书”。一个并不认真在学堂读书的孩子，日后却成了一个伟大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
    需要说明一点，并非所有的孩子都适宜或者能够在家上学。有许多父母是不具备教育孩子的，一如一些教师不具备教育学生一样。
    众所周知，我对中国式的教育非常失望，到了目下愈发地严重，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把语言说到如此之重，肯定有其依据——自从知道有这么个吕编辑，我说起话来明显地谨慎了，起码，我注意用事实说话，用别人的文字说话。
    有一本书，书名叫作《中国教育病了吗？》我没有看到这本书。但有人从此书中摘了一段文字，并加了个标题《马屁风与“彰君之丑”》发在《报刊文摘》上，倒读得我对中国教育不再怀有任何希望，且坚定地向往能有更多的中国家庭、中国父母尽早实施在家上学。
这篇文章写道：
    早在五六年前，我参加一个学校的会议，与会者都是教授，还有一个学校的副校长。照例是副校长先讲，副校长讲完之后，每个教授发言，第一句话都要这样说：正如某某校长所说。我很奇怪，难道说在场的教授都同意副校长的意见？这样的话，又何必再说呢。
    某著名高校校长提倡国学。发表一篇文章，把“赓续”写成了“脊续”，有人较真，给提了出来。没想到捅了马蜂窝，这所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写了一篇四千余字的文章，论证“脊续”的正确性。我仔细拜读了文章，从头读到尾，发现“脊”还是脊，“续”还是续，两个根本没联上。
本来，天下写字，就算生而知之的天才，也没有不错的道理。一个字错了，到底是自家手误，还是排版者的手误还不清楚。就算写者一时糊涂，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怎么校长错了一个字，就会有教授出来论证错的也是对的，真乃咄咄怪事。更奇妙的是，从那以后，在这所学校范围内，我居然又看到了若干次的“脊续”的用法。意思是告诉人们，我们校长就是对，不对也对。
    说实在的，这样的马屁，本质上只能是“彰君之丑”，让原本无所谓的一点小小的瑕疵，变成众人瞩目的羞耻。
    我所引用的这一篇短文，一定有吕编辑那样的人批我：“以偏概全”！这点事能说明什么呢？怎么就令你对中国教育愈发失望了呢？至于吗？
    如果你发出这般的疑问，我只能说你的思考太过浮浅。至少有两点我要向你指出，或者提示：一、此事发生在国内某高校；二、此事发生在国内某名高校。
    想想吧，国内一所名高校的校风，抑或学风都这个样子，不妨说沦落到这种地步，那下面的一级一级的学校，岂不是更糟？对我来说，我勿须去想象，这样的场景随处可以见到。我所见不到的，是高校，是名高校。
    实际上，这种情状在官场司空见惯，丝毫不奇怪。哪里知道我们的教育界也是如此情形、如此德性？教授们如此不知羞耻地巴结校长，虽然不足为奇，可他拿什么本领教育我们的青年学子？由这种人教出的青年学子，是否又是下一个像他一样的教授？我为什么希望在家上学的孩子不要去读大学呢？原因就在这里。人们为什么对现在的一些教授没有好感呢？说他们白天是教授，晚上是禽兽？理由也在其中。我为什么力主孩子在家上学？又为什么对中国的教育如此忧心、失望？其实都可以从这些教授的身上，也包括这位校长的身上，找到答案。
    实际上，选择在家上学，可能正是人们对于现行教育体制失去信心之后所能做出的最为无奈的举动。某种程度，这是一种被迫举动。但是，面对这无奈与被迫，我倒很乐观——我乐观地认为——正是这无奈与被迫，可能会让中国的教育从此开闯出一片崭新的天地，甚至能创造出现行的教育所创造不了的奇迹！至少，我希望并相信这种新教育能够让中国的孩子成为文明人，成为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当然，我更希望并相信这种新式教育能在当下或者今后出现许多像清朝那9个落第秀才式的人才，也包括徐霞客。
    也许，具有吕编辑思维的一种人，肯定不屑于我的这种思想，甚至又要骂我胡说八道了。在此，我倒愿意和具有这种思维的人打个赌：我敢说，如果清朝的那9个落第秀才转世到当下，并分别根据其父其母的安排从幼儿园开始，再花高价进入名小学、名中学、名高中，最后分别如愿考取了不错的某所中国高校，我敢确定，这9个人毕了业之后，要么考上公务员，做个平庸的官场混混；要么留校任教做教授。即使其中有一个人成了校长，也一定是把“赓续”写作“脊续”式的校长。
    但看看前世的这9个人，他们有着怎样的成就！
    李渔，著名的戏曲创作家和理论家。人称“东方莎士比亚”。
    洪升，伟大的剧作家。以剧作《长生殿》蜚声文坛。
    顾炎武，著名的思想家。被称作清朝的“开国儒师”。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著名口号。
    金圣叹，著名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
    黄宗羲，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和教育家。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又称清初三大儒）。
    吴敬梓，清代伟大的讽刺作家。其著作《儒林外史》堪称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
    蒲松龄，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其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迹。聊斋与红楼，一短一长，一文一白，形成了古代小说的双峰。
    洪秀全，著名的思想家。太平天国的创造人和思想指导者。中国民主革命先驱、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自称洪秀全第二。
    袁世凯，担任过中华帝国的皇帝和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是北洋军阀的领袖。
    中国教育，这个话题太大，问题也太多，指望用一篇文字便能阐清释尽、指明方向、开辟未来，未免天真。陈阵们的努力，阿容的愿景，也都只是一种尝试或者思想，能否成功，能否持久，都还是一个问题。因此，面对中国的教育，我们只能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日，雨谷斋